🌁qita1🌀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随着电影《731》等上映，公众对日军细菌战那段“隐秘历史”的关注度进一步上升。二战期间日军违反国际公约，对中国及东南亚国家实施细菌战。南京大学联合海内外学者编纂的11卷《抗战时期细菌战与防疫战文献集》日前出版，收录了中、日、俄、美等多国资料，以多源史料构建证据链，揭露日军细菌战全貌，涵盖大量新见史料。{p}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吕晶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讲述其团队所搜集的立体证据链。{p}中新社记者：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下称“731部队”)被认为是“魔鬼部队”。您和团队收集到的哪些史料交叉验证了其罪行？{p}吕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外学界对日本细菌战开展大量研究，尤以731部队相关成果最为显著。我们团队首次对原细菌部队官兵证言进行集中整理与翻译，包括镰田信雄、筱塚良雄等多位731部队人员的叙述，藉亲历者视角系统呈现，为历史场景的还原提供新的证据基础。{p}筱塚良雄作为731部队少年队成员，在五年服役期间曾直接参与制造并使用细菌榴霰弹，战后成为中方对日细菌战索赔诉讼中的关键证人。与其同期服役的镰田信雄亦证实部队曾进行活体解剖。两人证言相互呼应，揭露该行为实为731部队系统性验证细菌效果与增强毒力的常规手段。{p}因日军在投降前大规模销毁机密文件，原部队官兵的证言成为还原历史的关键依据。证言不仅详实揭露了人体实验、细菌生产与实战应用等反人类罪行，更与现存档案及医学报告形成印证，构建出完整的证据链。{p}从《恶魔的饱食》等日本纪实作品，到我们整理的诸多证言，其价值在于：呈现受害者所受极端痛苦，如清醒状态下的解剖细节，揭露其罪恶之深；揭露日本多支细菌部队普遍进行人体实验和细菌攻击的协同性，证明其暴行具有体制性。这些证言与多国解密档案，共同深化了人们对日本细菌战罪行的整体认知，也为战争伦理与历史责任研究提供实证基础。{p}吕晶：侵华日军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下称“1644部队”)于1939年4月筹建，本部设在南京原陆军中央医院。南京因其战略地位、湿热气候与密集人口，成为该部队开展细菌战的理想试验场，职能侧重于实战应用。{p}肥塚喜一回忆录《江南春秋·从军记》是国内稀见资料，揭露1644部队在实际运作中诸多隐秘行为，如南京马屋从病马厂接收废马饲养，用无前景的马采血制造培养基。{p}1942年浙赣战役中，1644部队与731部队协同行动，以“预防霍乱”为名在作战区投放病原体，致大量平民死亡。肥塚记载了“滤水器修理”和“部队异常调动”等现象，侧面印证特种武器作战的实施。此外，参与防疫工作的队员晋升迅速，反映日军军事化利用自然疫源性疾病的迫切需要。{p}1644部队军医近喰秀大战后发表的多篇鼠疫论文进一步揭露真相。证明其所谓“金华防疫研究”，实为筛选高毒力菌株与优化跳蚤繁殖技术，表明日军以科研为幌子，实际推动细菌武器的开发与实战化。{p}侵华日军第9420部队，作为731部队的南方分支，在东南亚亦进行细菌武器研发与生产，包括大规模饲养实验鼠、培育鼠疫跳蚤(PX)，并定期通过铁路将染疫跳蚤运往泰国，显示出明确的作战意图。现有多项证据表明其犯有严重战争罪行，比如《南方军防疫给水部业报丙》显示该部队曾进行跳蚤武器化研究，并涉嫌在新加坡拘留营实施人体实验；美军《桑德斯报告》、军医私人信件及泰国目击者证词均证实，该部队生产的鼠疫跳蚤曾通过类GA型细菌弹在中缅边境使用。{p}吕晶：多国档案与民间史料的系统发掘，为构建立体证据链、反驳右翼谬论提供基础。苏联伯力审判记录、日本军方档案、老兵口述与中国受害者调查等材料的公开与互证，再现细菌战作为当时日本国家战略的整体形态。{p}跨学科研究方法显著拓展了细菌战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医学和生物学分析揭示了日本“防疫研究”如何被扭曲为武器化实践；社会学等视角推动研究关注受害者群体；法学视角聚焦对细菌战责任归属的追认、在国际法框架下的定性与批判。如此，细菌战研究超越事实复原层面，深入至科学伦理、历史正义与社会创伤等议题。{p}虽然日军大量销毁了档案，但我们广泛运用口述史、物质遗迹与医学报告，并通过跨国、跨材料比对以强化证据链信度，从实证层面瓦解了日本右翼所谓“无直接证据”的否定论调。{p}细菌战不仅是日军侵华战争中的军事行为，其战后处理更卷入美苏冷战博弈与生物技术争夺。我们借助跨国别、多学科的整合分析，揭示细菌战从实施、掩盖到部分战后责任者被包庇的全过程，阐明历史问题如何持续影响现实国际关系。{p}当前学界正超越“受害叙事”，进而关注战争状态下中国卫生防疫体系的发展。我们走访了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二十余家档案馆，编纂文献，全面呈现中国从中央到地方、从官方至民间应对细菌战的历程。这段应对经历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公共卫生知识的普及、医学水平的提升，为战后疫苗研发与防疫体系建立充实基础。{p}吕晶：美国为获取生物战资料而包庇日本战犯的史实，揭示生物武器研发与大国政治之间的道德风险。同时警示国际社会：必须坚持《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权威性与普遍性，建立更加透明、公平且可持续的国际生物安全治理机制，防止科学成果被武器化或沦为地缘政治工具。{p}随着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颠覆性科技快速演进，战争形态正发生根本性改变，亟须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具有前瞻性和约束力的伦理与法律框架，以确保科技发展符合人道原则与国际正义。{p}这项系统梳理还推动公众与学界深入思考生物安全、科学家责任与国家伦理立场之间的关系，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应对新兴全球风险贡献历史参照与道德资源。(完){p}吕晶，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抗日战争史、日本侵华细菌战等方面研究，主持或承担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抗战专项工程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攻关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和境外合作项目等12项，出版、发表30多部/篇相关论著，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6项。🉑（撰稿：麻城）